阻力兵團

再次遇上在韓國參加工作坊時的導師之一 Dan Baron Cohen，還有專程由廣州來港參加 Dan的工作坊，也是在韓國期間認識的 Kitty，當然少不了一起去韓國的香港朋友莫昭如、阿敏和丸仔，那種感覺就如 Dan所說的，當你每次跟朋友道別時必會說 See you next time，當這個下一次竟然實現了，而熟悉的人兒就站在你的面前時，那種感覺實在很不可思議。

尤其是今日上午，當 Dan 在其中一個活動播放音樂時，那首樂曲正是我們在韓國演出時結尾的音樂，那種親切感說來令人帶點激動，只是由於活動正在進行中，不好打擾自己跟其他參加者的情緒，只好把情懷暫時壓下去。韓國是一個受儒家影響深遠的地方，由是，我未能忘掉跟韓國朋友，因著彼此的文化差異所引起的衝突，但正因為這個原因，更令我懷念那一個月，來自不同地方和領域的人，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為的就是希望透過戲劇而瞭解彼此多一些。

話說回來今天的工作坊，其中一個環節是三個人一組。

第一部分：成員各自想出一個在現階段對你造成最大障礙或引起你最大反抗的人的形象。我腦海裡不期然泛起了 C主任的影子。我請一位演員坐在一張椅子上，雙手叉腰，左腳放在右大腿上，頭顱輕微仰高，面泛得意的微笑。然後，Dan 請設計這形象的人加入這畫面並設計跟這畫面的關係。我站在這個雕塑的後面，雙手放在雕塑的肩膀上，並舉起右腳有想跨過這肩膀的勢態。

第二部分：成員各自想出一個造成你內心障礙或阻力的形象。我把兩張椅子並排放在一起，請一位演員兩腿各站在一張椅子上。雙手展開平放在肩膀的水平線上。頭顱仰高，視線向下望。當要加入這畫面時，我把自己放置於跟這雕像距離較遠的左方，雙腳蹲在地上，形成兩者高低強大的差距，雙手插在頭髮之中，樣子困惑。

我在第一部分，從一個鮮明的人物起，到了第二部分內心的阻力時，發現我所對抗的並不是一個特定的人物，它是一個階層，這是一個階層跟另一個階層的抗爭。不同的是，今次我選擇面對而不是背著或嘗試推翻這雕塑。

我記得炳叔叔跟我說過，當我們現階段沒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進入並了解它。我現在表面平安無事的在學校裡工作，就已經加入了體制並成為共犯。作為共犯當然也有階級之分，問題是：我們在體制當中，怎樣解拆並對抗那些層壓式的壓迫，而令事件至少有些微的變化？

例如在學校裡 (學校當然不是唯一的例子)，中層的主任們很喜歡當上層人士跟老師之間溝通的橋樑，但他們總是在有意無意間，把事實加多一點或說漏一些。這個時候，老師若不厭其煩的話，大可因無知然後直接聯絡上層人士，這就可能會發現，主任們或許在表達能力上出了一時的差池，大家當面就相關事情討論一下，或許能把內心的疑團解開。

舉一個我個人的經驗。這個學期初，有一天 C主任走來跟我和我的拍擋說，嗱，我知你們今年的課擔比往年重了很多，但據我的理解，文件方面你們都要跟往年一樣要全面負責。我回應他，噢，是嗎？這個我倒沒有聽說過，你是從哪兒得知這消息的？上頭的意思應該是這樣，他有點遲疑。橫豎我們都不清楚，不如我們一起問一問校長，好讓大家在開課前都清楚一點，我建議。

當然，要找大佬出面，事先要明白形勢，學校是一個很喜歡亂用文明掛帥的地方，所以我們要事先知道那一定是他的工作範圍，而他只是用權力來推卸責任時，我們才可行這一步。事情的結果是：校長說，C主任，關於周年計劃書及報告，我想，當然是由你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撰寫喇。這個小小的總結如可解答 C主任對自己工作範圍的疑團，花了30分鐘的會議都算有一丁點兒的價值。

學校怪誕城

我工作的學校是一所名校，尤其是上學年，簡直得到媒體的恩寵，隔天便報導有關校長、主任們的花邊新聞，又或是校董會的混亂鬥爭，有時更"闖校"作深入報導。終於，在一片腥風血雨之下，前校長被踢了出局，換了一個四十開外的女校長。

自從換了新校長，有老師說對我說，以前這裡是一個天堂，現在這兒......，我立即對準口形答，現在這兒像極監獄吧，他點頭稱是。

說這話的老師可不是懶蟲，他任教數學和音樂科，最遲下班的，他是其中一位；最受學生愛戴的，他也入選五強。有一次他走遍校園，問眾人有沒有不要的綠色紙，原來他在課堂上把綠色的紙張摺皺當成生菜，拋來拋去讓小一學生認識數字。他說：現在這兒甚麼也是規矩。

例子一：早會時，主任們跟學生們說：你們不准說話、不准笑！站在我隔壁的老師跟我說：那我唯有哭好了。

例子二：有一次，放學的時候，有一位女生跟我說再見，誰知轉過臉便被一位主任罰企，原因是她張開口說話，不專心放學。

例子三：午飯時，學生不准說話、不准離開坐位，只管吃飯。

例子四：不用當值的老師，午飯時不能外出用膳，原因是：這裡是學校。

例子五：所有老師 (除了那個外籍老師) 準會被安排到其中一個班房看管學生吃午飯，於是便有兩至三位老師在同一個班房內你眼望我眼，而主任給的原因是：總之有需要。

發生在校園裡的怪誕事總是一籮籮，而製造這些大笑話的人，總是那些做了幾廿年都不鬆化的人。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我校大部分都是來自南亞的學生，他們每次被人責罵時，都會顯出一頭霧水，又笑笑口的樣子，我想，這大底因為當大人們以跟本地學生說廣東話的速度來責備他們時，學生可能以為老師在唱歌！終於，在一次校務會議時，有一位老師說，我們這兒不是監獄，連吃飯也不准說話，我立即點頭附和，這以後才放寬了。

同事間也有很多荒誕事。例如，由今年開始，負責我們這個照顧學習差異的部門的 C 主任 (在這以前，我和我的另一個小薯拍擋在沒有人理會的情況下，擔起了整個部門的運作)，他的辦事能力幾近零，這令我好像老母親一樣，得時時提醒這個不肖兒，怎樣從正當的途徑及常理去處理問題。而這個主任，竟然膽敢在校長面前，表白了擔當這個組長的角色的困難在於，他的腦袋停頓了頗長的一段時間，現在要重新運作，實在是有點困難。虧他說得出口！我多想跟他說：把你的薪酬跟我的調換後，你才有資格說這番話！

這些年，我抱持著做卧底的心態在學校工作，盼於不久的將來，以較鎮靜和持平的態度，描繪出香港教育制度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大笑話的真況。